2020 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了“3060”双碳目标——2030 年前达峰、2060 年前中和。这个目标随后被写入国家规划，2026 年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法治保障。在操作层面，“1+N”政策体系搭建了顶层框架：中央定总量目标（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25%、2060 年达 80%以上），各部门各地方出台具体方案。202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双碳从“环境任务”升级为“发展牵引”——碳中和不再只是环保部门的事，而是重构整个经济体系的指挥棒。

理解中国的碳战略，还必须理解一个关键的制度跃迁——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过去管碳靠“能耗双控”，管你用的是煤电还是绿电，只要是能源就算。这带来了一个荒诞的局面：企业多用绿电反而可能被考核“能耗超标”。2023 年起，政策转向“碳排放双控”，考核标准从“用了多少能”变成“排了多少碳”。这一转，新能源的优势才真正释放出来。进入 “十五五” 规划实施阶段，考核重心转向碳排放强度，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约束性指标，单位 GDP 能耗则作为预期性目标继续保留。

上述制度设计背后，有一个远比“减排”更紧迫的驱动力——能源安全。

2022 年俄乌冲突、2024 年红海危机、2026年美伊战争接连给全球能源市场敲响警钟。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载约2000万桶石油的运输，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约四成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这些原油大部分经由此处运抵国内。俄乌冲突爆发后，布伦特油价迅速突破100美元/桶，并于2022年3月一度冲高至130美元/桶以上。2026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这场战争导致全球约20%的石油出口通道受阻，布伦特油价再度突破100美元/桶。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对于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的中国而言，是极为现实的威胁。战略石油储备和陆上管道固然重要，但它们只能缓解冲击，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地理格局决定的进口依赖。

这些危机把一个问题变得极其具体：原油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在极端地缘冲突面前会暴露何等脆弱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双碳战略绝非单纯的环境议题——2026 年 4 月，中央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深入推进减煤控油”，标志着中国正从被动依赖转向主动重构。只有把能源命脉握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海外战火牵着鼻子走。

有了战略和制度，还需要一个让减排“有利可图”的市场机制。碳市场就是这样的设计：政府给企业发碳配额，排得少可以卖钱，排得多得花钱买。这个机制让减排从“成本”变成了“资产”。全国碳市场 2021 年启动，先管发电，后扩到钢铁、水泥、铝，目前覆盖 3378 家企业，累计成交额超 576 亿元人民币。配套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 2024 年重启，让企业能买“碳抵消”补缺口。按覆盖排放量计，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碳市场，但碳价仅为欧盟的七分之一左右，这既是差距，也是未来金融创新的空间。

但中国企业面临的碳约束不止于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欧盟碳关税”，已于 2026 年正式征收，一季度定价 75.36 欧元/吨。它的本质是进口碳关税：产品卖到欧盟，得按欧盟的碳价补交一笔钱。中国企业最痛的是两点：第一，国内碳市场的“交费”欧盟不认，等于“在国内交一次，到欧盟再交一次”；第二，欧盟给的排放默认值偏高，拿不出实测数据的企业就要被默认多交钱。据欧盟委员会 2025 年发布的立法草案，2028 年起 CBAM 还可能扩展到 180 种下游产品，届时影响面将远超钢铁、铝行业。应对之策就一句话：谁先把自己的碳账算清楚、把碳排放降下来，谁就先拿到欧盟市场的入场券。

碳规则已经从“环保议题”变成了“贸易战场”，算不清碳账，就上不了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