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光伏行业，可以用“三多”来概括，会议多，政策多，跨界者逃离多。而且，跨界者的逃离正在与会议、政策赛跑。

这些迹象对光伏产业来说是利好，2025年，很可能成为一个临界点，预示着光伏行业或迎来结构性调整的曙光。

先说会议多。多家媒体报道，8月19日，工信部将召开光伏企业专项座谈会，据说晶澳、通威、日升、大全、阳光电源、天合、隆基、海泰、晶科等龙头企业已收到通知，会议重点主要集中几大主题：

一是建立产能预警机制，监控过剩风险），二是淘汰落后产能，清退低效跨界项目，三是推动国际产能协作，缓解出口下降，优化海外布局。

这距离工信部上次召集光伏主要企业开会才一个多月。如此密集召开座谈会，还是很少见的。

7月3日，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主持召开第十五次制造业企业座谈会，聚焦加快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听取光伏行业企业及行业协会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

会上，14家光伏行业企业及光伏行业协会负责人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综合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参与人士建议限产。

会上，还要求企业上报成本价，明确若低于成本价销售将面临重罚，释放“动真格”信号。

显然，8月19日的会议将延续这一基调。

这也跟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该会议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作为2025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除了这些定调和部署会议之外，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也不断召集光伏企业开会，出台约束组件成本“参考价”，引导企业签署自愿控产自律公约，国内头部光伏玻璃企业宣布自7月起集体减产30%。

除了会议，有关部门还密集出台实质性政策和法规。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7月，国家发改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价格法修正草案》，细化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标准，强化执法威慑。

10月15日即将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案明确禁止“低于成本价销售”，《价格法》新增“低价倾销监管”条款，从制度上遏制恶性价格战。

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2025年度多晶硅行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清单的通知》，对41家多晶硅企业开展节能监察。并要求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单位电耗超60kwh/kg的产能面临强制关停。

接下来，还可能修订并严格执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版）》，在能耗、环保、转换效率、智能制造水平等方面将设立更高的准入门槛。对于无法达标的落后产能，特别是那些技术水平低、长期停产的跨界项目，可能会通过取消补贴资格、实施惩罚性电价、环保督察等行政手段，加速其市场出清。

这一系列指导机制和政策法规的落地，意味着一场由顶层设计驱动的光伏产业结构性调整即将拉开帷幕。其目的并非扼杀市场竞争，而是要将竞争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即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和成本优化的良性竞争，而非同归于尽的价格战。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译阳表示：（反内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道出了国家某种决心。

说完这些大背景，我们可以再来分析最近光伏行业的自发性洗牌。这场洗牌从跨界企业的大规模撤离开始。

光伏行业洗牌，先是从产能过剩和价格战开始。

2025年上半年，国内光伏组件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已跌破58%的警戒线 ，部分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不足50% ，行业陷入了普遍性的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怪圈。

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战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多晶硅价格从300元/公斤暴跌至50元/公斤、组件价格腰斩至0.7元/W， 组件价格已从“白菜价”跌至“贴钱送”，严重侵蚀了全产业链的利润。

曾经高歌猛进的出口业务也遭遇了瓶颈。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出现了近年罕见的同比下降。这背后既有海外市场贸易壁垒加剧的因素，也反映出全球需求增速放缓与国内低价竞争模式不可持续的深层矛盾。

跨界企业由于缺乏技术积累和资金耐力，成为首批受害者。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2年以来，至少有108家上市公司宣布跨界进入光伏领域，但到2025年，已有超过20家公司宣告失败，陷入退市、破产或项目终止的泥潭。

其中，2025年上半年就有超8家企业选择退场，超30GW项目叫停。这场声势浩大的跨界运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集体性的“光伏劫”。 

许多跨界者错误地将光伏制造等同于普通的加工组装，认为只要有资本、有厂房就能分一杯羹。

它们忽视了光伏产业本质上的高科技属性。从高纯晶硅提炼到电池片转换效率的毫厘之争，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深厚的技术和持续的研发投入。跨界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基因和人才储备，无法跟上龙头企业以“年”甚至“季”为单位的技术迭代速度，其产品在效率和成本上毫无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无情淘汰。

具体来看，撤离主要原因是多维的。

经济因素是首要驱动力。跨界企业往往低估光伏的重资产属性，项目投资动辄数十亿，但回报周期长、风险高。例如，棒杰股份80亿光伏项目留下11亿债务窟窿，沐邦高科巨亏12亿濒临退市。这些企业账面现金有限（如棒杰仅5.7亿），却面临短期借款高达9.67亿的压力，重资产折旧恐怖：停产期间，设备折旧和厂房租金就吞噬1.8亿利润。

其次，技术门槛是致命弱点。光伏技术迭代迅猛，N型TOPCon电池量产效率达25.6%，钙钛矿叠层突破31%，而跨界者押注的PERC产线效率不足20%，投产即落后。缺乏研发基因的公司，连“追尾灯”都吃力。

政策与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剧撤离潮。早期地方政府慷慨补贴（如某环保企业获25亿代建资金+19.3亿补贴），但随着土地新政出台，占用农田的项目被叫停，河北、湖北超30GW项目烂尾。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补贴减少、并网限制。甘肃、内蒙古427个县限制光伏接入，山东强制分布式项目“自发自用”，电费收益骤降30%。

对比龙头企业，跨界者的脆弱性显而易见。龙头如通威、晶澳虽预亏（通威49亿、TCL中环45亿），但策略是“死扛到底”，跨界者却没有“熬”的资格。

从撤离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终止项目/注销公司：棒杰股份直接终止80亿光伏项目，赔款1500万腾退厂房；华东重机终止亳州10GW项目，注销子公司，欠债11.3亿进入重整；百川畅银4GW异质结项目土地收回，补偿2892万。

二是股权转让/剥离业务：振华重工转让中交光伏股权，获3438万聚焦主业；麦迪科技出售光伏资产，实现扭亏为盈；ST绿康0元转让光伏胶膜子公司；宁波富达重大资产重组告吹；皇氏集团转让安徽绿能控制权。

三是其他特殊案例：如沐邦高科，是因为硅片质量问题、关联交易瞒报，涉嫌“割韭菜”，股价操纵疑云，遭上交所谴责，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光伏跨界者的撤离表面看是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深层原因则在于其对光伏产业复杂性的系统性低估，是光伏内卷的必然结果。

跨界者缺乏对产业周期的深刻理解和风险抵御能力，一旦政策红利退坡、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便会立刻陷入绝境。有些光伏跨界者甚至带着“捞一票就走”的投机心态进入，而非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最终选择断臂求生，黯然离场也就不奇怪。

我们期待，随着落后产能的退出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光伏产业链上下游的恶性博弈将得到缓解。企业将更加注重长期合作与协同创新，利润分配将趋于合理，整个产业生态将从“丛林法则”走向“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