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电协同已告别初期试点摸索阶段，核心变化在于，全国的算力网络和电力系统不再各自为政，已能初步实现双向配合、协同发力。”中国联通研究院副院长唐雄燕在接受《通信产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唐雄燕以中国联通为例，介绍了算电协同的落地探索：“我们重点研究跨区域算力调度机制，让东部地区的AI训练任务，能够根据绿色电力的供应情况，动态向西部风电、光伏等绿电富集区域迁移。”这一举措实现了“双赢”——既有效缓解了东部地区的用电压力，破解了算力扩张带来的电力约束，又让西部的绿色电力得到高效消纳，推动算力产业向绿色化转型。

需突破四大关键方向

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离不开核心技术的支撑。唐雄燕表示，实现算电协同需突破四大关键方向。

第一个关键方向是算-电映射表征，这是算电协同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撑。“核心是要精准构建算力负荷的动态映射表征模型，明确算力任务运行状态与电力消耗、供电质量之间的量化关联。”唐雄燕表示，目前该方向处于理论验证与初步试点阶段，科研院所已完成基础的模型构建与仿真测试，能够实现简单场景下的算电耦合关系模拟，但映射表征的精准度、实时性与实际场景的贴合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是后续技术研发的重点方向之一。

第二个是算力与电力的联合调度技术，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算随电动，电随算用”。“需要依托智能监测与决策调度体系，实时捕捉算力负荷动态与新能源电力供应波动，完成快速决策与精准调度。”唐雄燕介绍，该技术已实现基础调度功能，此前临港至十堰的算力任务跨区域转移案例，便是其落地应用的具体体现，但整体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状态，仍需在调度效率、响应速度上持续优化。

第三个是面向算力中心的高比例新能源可靠供电技术。“算力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而新能源具有天然的间歇性、波动性特征，如何实现高比例新能源对算力中心的稳定供电，是算电协同落地的关键痛点。”唐雄燕表示，目前相关技术方案已在部分试点数据中心投入应用，能够实现一定比例的新能源供电，但尚未形成可规模化推广的成熟应用模式，这也是制约算电协同进一步普及的重要技术瓶颈。

第四个是算力集群与新能源场站集群互动控制与绿电聚合供应技术。“这是推动绿电高效消纳、实现算力中心绿色转型的核心抓手，也是衔接绿电交易与消费核算的关键支撑。”唐雄燕解释，其核心是构建算力集群与新能源场站集群的双向互动控制机制，实现二者的动态匹配，同时通过绿电聚合技术整合分散新能源资源，形成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为算力中心的绿色化发展提供保障，这与三江源项目中“绿电直供智算中心”的实践路径相契合。

落地挑战

协同不畅，资源配置与平衡难题需破解

在产业实践中，算电协同的落地并非一帆风顺。唐雄燕坦言，当前最主要的挑战并非技术不足，而是“协同不畅”，尤其是在资源配置层面，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具体而言，首要问题是算力与电力的资源空间错配，这也是“东数西算”工程实施的根本原因。我国算力需求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绿电资源主要富集在西部，这种时空错配导致东部算力扩张面临电力约束，西部绿电则存在消纳不畅的问题。

其次，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算电协同需要算力方、电力方、运营商三方密切配合，但目前三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缺乏有效的市场化联动机制，难以形成协同发力的合力。”唐雄燕表示，这也是当前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三，区域发展不均衡，资源整合难度大。“不同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技术水平、产业基础存在差异，而且不同运营商、不同电力公司之间，缺乏统一的资源整合机制，各自为政，导致跨区域的算力调度、电力输送效率不高，难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除了这些显性挑战，唐雄燕还提到了一个隐性挑战——“安全与成本、绿色的平衡”，即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算力侧想要高可靠供电、低电价、低碳排，电力侧想要保障电网安全、消纳绿电、提升运行效率，两者的诉求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他举例说明，为了保障算力稳定，可能需要用火电补充，进而影响绿色目标；为了优先使用绿电，又可能因新能源的波动性影响算力的稳定性，这种平衡关系需要在产业实践中不断探索优化。

先发优势

三大优势凸显，加速转化为长期竞争力

相较于国际同类实践，我国在算电协同领域的先发优势十分明显。唐雄燕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为产业发展注入信心。

第一，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优势。“这是最核心的优势，2026年两会已经把算电协同列为国家战略，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发展方向。”唐雄燕表示，相比之下，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算电协同多是企业自发探索，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而我国通过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算电协同发展指明了路径，形成了政策引领的发展优势。

第二，算力与电力基础设施的规模优势。“我国的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全球领先，1590  EFLOPS的智能算力、42个万卡智算集群、8大国家算力枢纽，这个规模在全球都是最大的。”同时，我国的电力系统尤其是绿电规模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风光装机量、特高压输送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且拥有完整的“源-网-荷-储-算”全链条布局，为算电协同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第三，场景落地的规模化优势。“我国的AI产业、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算电协同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从AI大模型训练、工业互联网，到智慧城市、数字政务，都需要算电协同的支撑。”唐雄燕介绍，我国还有大量的新技术试点项目，比如上海的海底数据中心、商汤临港AIDC，以及内蒙古的算电融合示范基地，能够快速将技术和政策落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持续优化，形成了“试点-推广-迭代”的良性循环。

谈及如何将这些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竞争力，唐雄燕给出了明确路径。一是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要加快完善市场化机制，破解算力和电力的利益协同难题，尤其要健全数据中心绿电交易机制，优化绿证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绿证跨省流通，鼓励数据中心与绿电企业签订中长期交易协议，降低绿电采购成本，培育完整的算电协同产业链，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产业红利”。二是把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依托庞大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突破调度、数据互通等技术瓶颈，尤其要完善绿电溯源和消费核算相关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降低技术应用成本，让算电协同能在更多地区、更多场景普及”。

此外，唐雄燕强调，还要加强标准制定，“统一算电数据标准、调度标准，以及数据中心绿电交易、消费核算标准，这样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高效协同，真正形成长期竞争力”。

算电协同作为国家战略，其发展不仅关乎算力产业的降本增效与绿色转型，更关乎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的实现。从唐雄燕院长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我国算电协同已进入规模化起步的关键阶段，既有政策、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的先发优势，也面临协同不畅、资源错配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市场化机制的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算电协同将进一步释放产业新动能，推动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