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桑托斯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商，业务遍及全球。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压力下，公司于2020年宣布了其气候目标：承诺到2030年将范围1和范围2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19-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30%，并计划到2040年实现范围1和2排放的“净零”。桑托斯将此描述为其迈向净零的“清晰且可信的路径”（clear and credible pathway）。

同时，桑托斯积极宣传其向“清洁能源”转型，将天然气定位为“清洁燃料”，并大力推广其通过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生产蓝氢的计划，称之为“零排放”的清洁氢能源。这些声明构成了公司塑造其环保形象、吸引投资者的关键信息。

然而，这些高调的气候承诺引发了ACCR的质疑。2021年8月，ACCR正式起诉桑托斯，核心指控是：桑托斯在2020年年度报告、2020年投资者日简报及2021年气候变化报告中关于其净零路径、天然气属性和蓝氢技术的声明，涉嫌误导或欺骗，违反了澳大利亚《公司法》和《澳大利亚消费者法》。

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法律框架与核心争点

此案的法律基础主要涉及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第1041H条（禁止在金融产品或服务相关陈述中进行误导或欺骗行为）和《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第18条（禁止在商业交易中进行误导或欺骗行为）。此外，将天然气称为“清洁”还可能触犯《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第33条，该条禁止对商品的性质、制造过程或特性做出误导性陈述。

法律上的核心问题在于：桑托斯的上述气候相关声明是否具备“合理基础”（reasonable grounds）？如果公司在做出这些前瞻性声明时缺乏充分、可靠的依据来支撑其可行性，或者其使用的术语（如“清洁”）具有明显的误导性，那么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可能构成违法行为。

庭审过程中，ACCR和桑托斯围绕上述争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提交了大量证据。

• 净零规划缺乏实质支撑： ACCR的律师指出，桑托斯的净零“计划”更像是“一系列猜测的拼凑”，缺乏严谨的建模和分析支撑。其目标高度依赖不确定的未来技术和碳信用市场。

• 内部文件揭示“粉饰”过程： ACCR通过取证获得的内部文件（邮件、报告草稿等）显示，桑托斯内部曾对使用“清洁”描述蓝氢表示疑虑，但管理层为“有利”而坚持使用。更有证据表明，公司高管曾在缺乏分析支持的情况下，要求调整排放预测以符合净零叙事，将规划过程描述为“临时拼凑”和“在最后关头一边想一边写出来的”。这直接挑战了桑托斯声明具备“合理基础”的主张。

• 选择性披露与术语误导： ACCR强调桑托斯在宣传“清洁”天然气时，并未充分披露其业务产生的实际碳排放总量（包括范围3排放）。其提供的排放数据显示了天然气生命周期的显著环境影响。对于蓝氢，桑托斯未披露CCS的技术局限性和其自身范围1、2排放的增加。ACCR认为这种信息不透明和术语的模糊使用构成了对投资者和公众的误导。

• 诉讼请求： ACCR请求法院宣布桑托斯的行为违法，发布禁令阻止其未来继续发布类似误导性声明，并要求其发布更正声明。

• 目标设定非硬性承诺： 桑托斯辩称，其公布的减排目标是“意图和方向”的表达，而非对未来结果的“承诺或预测”。合理的投资者应理解长期目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无需在宣布时就提供所有实施细节。

• 气候行动有基础： 桑托斯否认其规划是“临时拼凑”，强调公司多年来已在CCS和氢能等领域进行研究和投入，其净零目标是基于这些前期工作的，有“合理依据相信该目标有可能实现”，尽管实现路径依赖于外部条件。

• 术语“清洁”的语境解释： 桑托斯认为，“清洁能源/燃料”的使用是在相对意义上（相较于煤炭），强调天然气的过渡作用，并非声称其“毫无排放”。投资者应理解这一点。关于蓝氢，其“零排放”是基于CCS捕集和碳信用抵消的前提，公司并未意图误导。桑托斯认为，认为“清洁”意味着完全零排放是“异想天开”的解读。

• 无意欺瞒： 桑托斯坚称其所有披露均在合理范围内，符合行业惯例，并无欺骗或误导投资者的意图。

无论最终判决如何，此案都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若ACCR胜诉，将确立司法审查企业气候承诺真实性的先例。缺乏合理依据的气候声明可能被认定违反证券法和消费者保护法。这将为全球范围内挑战企业“漂绿”行为提供法律武器，并可能促使针对桑托斯的进一步法律行动（如罚款、投资者集体诉讼）。

 判决可能促使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如ASIC、ACCC）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出台更明确的指导方针甚至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为其气候声明提供更详实的依据。

败诉将损害桑托斯声誉，影响投资者信心和融资。更广泛地，此案将提高市场对“绿色声明风险”的警惕，投资者将更审慎地评估企业的ESG承诺，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真实、可验证的气候行动将获得市场认可。

• 激发全球类似诉讼： 此案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环保组织和监管机构利用现有法律工具挑战企业的虚假气候承诺。

• 推动企业ESG披露改革： 企业将被迫以更严谨的态度对待气候声明，确保其有科学依据、假设透明、进展可追踪。第三方鉴证可能成为趋势。

• 明确气候声明的法律边界： 案件将有助于界定何种表述（如“清洁”、“零排放”）可能构成误导，压缩企业利用模糊术语进行宣传的空间。

• 提升投资者与公众意识： 案件提高了对企业气候承诺“含金量”的关注，推动ESG投资标准走向成熟。

结论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审理的桑托斯“漂绿”案，是全球气候治理和企业责任领域的一个分水岭事件。它超越了单一公司的法律纠纷，直接拷问了在气候危机背景下，企业公开承诺的严肃性与可信度。

此案向全球商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气候承诺不再仅仅是公关辞令，它们必须建立在真实、可行的计划之上，并接受严格的审视。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桑托斯案都已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于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认知和实践，强调了诚信与透明在通往可持续未来道路上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