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E）：倡导青山绿水的成绩与隐忧

美团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颇多，“青山计划”堪称其环保旗舰项目。早在2017年，美团就推出了行业首个关注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青山计划，围绕绿色包装、低碳生态、青山科技、青山公益四大方向推出多项环保举措，致力于推动外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例如，美团与合作伙伴针对不同菜品研发绿色包装方案，累计孵化投放超过291万件环保包装；又例如，平台推出“无需餐具”选项，已有超过4亿用户参与，显著减少了一次性餐具的浪费。美团还成立了青山科技基金以资助环保技术创新，并在2022年通过“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资助了28个环保公益项目，资助总额达到1150万元。这些举措使美团在行业内树立了积极的环保形象，帮助自身获得评级机构在环境维度的肯定。

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美团环境表现也存在“隐忧”和改进空间。

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作为港股上市公司，美团理应按照港交所ESG指引披露范围1、2、3的碳排放数据，但其2022年ESG报告仅公布了自有办公和仓储环节的排放（约20.8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未涵盖范围更广的供应链及外卖业务相关排放。这意味着外卖餐盒、配送过程等间接排放被忽略。然而有研究显示，外卖订单的环境足迹远超美团自身运营。

2019年全国外卖订单约160亿单，产生约90万吨垃圾，其中塑料垃圾约占54万吨。据估算，2022年美团高达177亿单的外卖订单量可能产生了近99.4万吨外卖垃圾，其中约59.7万吨为塑料。这些一次性包装在生产和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碳排放总量可能高达千万吨级别。因此，美团当前的环境信息披露并未充分覆盖其平台生态的真实环境影响，难免给人以“选择性报告”之感。

美团环境战略缺乏国际标杆雄心

尽管中国政府设定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国家目标，腾讯、阿里等科技巨头均已主动承诺更积极的减排目标：相较之下，腾讯已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阿里巴巴则设定了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到2035年带动生态减碳15亿吨的目标。

相较之下，美团尚未见明确公布类似的碳中和时间表，环保愿景更多是配合国家政策推进，力度稍显不足。此外，从碳排放现状看，由于业务模式不同，美团目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互联网大厂中最低（2022年约27.0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远小于阿里巴巴（约674.05万吨）和腾讯（约283.67万吨）。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团的排放量同比增幅却是最高的，2022年上升了29.72%，显著高于腾讯（0.51%）和阿里巴巴（11.03%）等同行。这反映出美团的业务扩张（如新建仓储、生鲜配送等）正推高能源消耗，在没有明确碳中和路线图的情况下，未来排放有进一步增长的风险。

总体而言，在环境E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用户参与减少塑料、碳排放。但公众体感上，对美团环境表现的评价并非一边倒正面。

• 一方面，外卖行业本身的环境外部性（垃圾污染、碳排放）引发社会关注，美团作为行业龙头被寄望“领头减塑降碳”；

• 另一方面，美团在碳披露和目标上尚有提升透明度和雄心的空间。

如果对比国际优秀实践，例如，微软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并清除历史遗留碳排放，联合利华则通过其可持续生活计划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全价值链净零排放。

与这些国际标杆相比，美团的环保战略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只有更加全面透明地披露环境影响、制定更具挑战性的减排目标，并在行业减塑、循环经济上发挥领军作用，美团才能在环境议题上赢得公众由衷的认可。

社会（S）：骑手困局与公众舆情的痛点

相较于环境领域的相对顺利，社会责任（S）无疑是美团当前ESG评价中的最大掣肘，其核心即围绕外卖骑手群体的困境。美团平台上庞大的骑手队伍既是业务成功的基石，也成为公众舆论聚焦的社会议题。

截至2023年，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多达745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兼职或弹性劳动者）。如此庞大的新就业群体，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早在2020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刷屏全网，生动揭露了外卖平台算法对骑手的极限压榨：为了不超时，骑手被迫争分夺秒，闯红灯与风险相伴，仿佛被锁死在系统的高压竞争中。该文将美团等平台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美团的企业形象一度遭受重创。

直接反映在ESG评级上，2020年此事件后，美团的MSCI ESG评级一度从AA骤降至A，其彭博ESG评分也仅为30.2分，在当时的港股公司中排名靠后。这一舆情风暴揭开了美团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短板：骑手群体的安全与福利被长期忽视，企业高速增长与社会责任严重失衡。

面对汹涌的公众批评，美团近年在骑手保障上虽有所动作，但收效甚微，舆论负面观感并未根本扭转。美团在其ESG报告中反复强调将骑手视为重要利益相关方，并将“骑手健康与安全”列为关键议题，声称已采取沟通恳谈会、开通申诉热线等多种措施来听取骑手意见。

同时，平台对配送系统也做了一些改良，比如优化调度算法、为骑手配备智能头盔和安全装备、在接单App增设安全中心等。这些举措显示美团正试图回应社会关切，“让技术更有温度”。但不少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措施多停留在表面，并未触及骑手困局的核心。

公众最为不满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团与骑手的劳动关系依然模糊不清，骑手缺乏应有的劳动保障。目前，美团的配送业务主要依赖外包合作商模式，即骑手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同，美团则通过这些合作商对骑手进行间接管理。

这使得美团既享受了劳动力弹性，又规避了直接用工的法律责任。然而其代价是骑手作为“非正式工”缺乏保障，出现工伤意外时平台往往以“不属员工”为由推责。

一桩广为流传的案例是：某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平台起初仅愿意给予区区2000元“人道慰问”，引发公愤。在舆论压力下，涉事平台最终提高抚恤金至60万元。美团方面则宣称早有商业保险可赔付最高60万，并暗示巨额赔偿是迫于舆论。

事实上，曾有美团代表透露，其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骑手“都不是美团员工”，骑手发生任何事故主要依靠每天从其佣金中扣除3元购买的商业保险来承担风险。平台对骑手的保障责任，被彻底外包和转移。

在社会S维度的综合评价上，美团的短板直接拉低了整体ESG形象。MSCI等评级机构对美团“劳工管理”“员工权益”方面多次发出警示。

2022年美团ESG评级被下调至BBB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在骑手用工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仍悬而未决。而在公众心目中，美团在骑手问题上的表现更是长期扣分：一提起美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外卖小哥风雨无阻送餐的身影，以及与之相伴的种种辛酸故事。这种负面刻板印象短期内难以扭转。

当然，公平地讲，美团在社会责任的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投入和改进。例如，在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方面，自《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以来，美团逐步建立了包括授权管理、数据加密、漏洞防控等在内的安全体系，并加强了隐私保护团队的建设。

又如在公益慈善领域，美团设立了“袋鼠宝贝公益计划”，截至2024年初，已帮扶了818名骑手子女，并建立了6所“袋鼠宝贝之家”以提供课后照管服务。这些举措对美团塑造负责任企业公民形象有所助益。

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骑手困局”这个公众最关心的痛点，这些亮点显得微不足道。相比之下，腾讯在社会维度的工作侧重于未成年人保护（例如游戏防沉迷系统）等议题，阿里巴巴近年来则通过推动乡村振兴、加强员工关爱等项目来提升其社会形象；而美团若不能切实解决数百万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公信力将很难真正建立。

国际最佳实践也证明，关注员工与社会福利并不会拖累企业发展，反而可能带来长远回报。以微软为例，其长期重视员工多元包容和社区技能培训，被视为业界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标杆；又如联合利华通过其“可持续生活计划”大力改善供应链中劳动者的生计，其推出的28个可持续发展品牌近年来的业绩增速比其他品牌高出69%，贡献了公司75%的增长额。

这些案例表明，企业若能真正将员工福祉和社会责任融入核心战略，不仅能够改善公众口碑，也有望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对美团而言，要扭转当前公众负面体感，唯有直面并解决骑手困局：包括完善用工保障、提高骑手待遇、优化算法考核机制等。只有当骑手群体体面劳动、安心生活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美团在社会责任层面的形象才能彻底改观。

治理（G）：ESG治理与企业内控的短板

ESG的第三个维度——治理（G），通常涵盖公司治理架构、商业道德、合规风控等方面。在这一维度，美团同样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不足、内部治理薄弱，这也被认为是其ESG体系中“隐形却致命”的问题。

首先，在ESG报告的信息披露方面，美团对治理（G）议题的处理显得较为薄弱。有研究指出，美团2022年的ESG报告几乎完全忽略了G维度，其所列的重大议题仅涉及环境（E）和社会（S），报告中关于“公司管治”的内容基本缺失。

相比腾讯明确划分E、S、G议题逐一披露，美团这种避谈治理的做法尤为突出。换言之，美团的ESG报告更像一份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热衷展示环保和社会公益成绩，却回避了对自身公司治理表现的审视。这种“不完整”使其ESG报告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大打折扣。

治理维度在MSCI等主流ESG评级模型中的权重通常占到40%以上，重要性仅次于社会维度。缺失对治理维度的充分披露，难免引来评级机构和投资者的质疑，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美团的ESG总评分在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中长期处于中游水平，未能实现突破。

美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一些先天劣势也备受关注。作为一家典型的创始人主导型互联网公司，美团采用了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创始人王兴虽然持股比例不到12%，但通过特殊的AB股结构设计，掌握了约47%的投票权，足以对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

这种结构虽然保证了管理层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力，但在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往往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因为它可能意味着股权过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从而引发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和董事会独立性的担忧。再者，美团董事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所占比例、关键委员会设置等治理要素的披露也不充分（年报中相关信息有限），与国际最佳实践尚有差距。

相比之下，腾讯由于没有双重股权结构且引入较多机构股东，治理架构相对成熟透明；阿里巴巴则在经历了管理层事件和监管处罚后进行了一系列治理改革（如取消合伙人控制的VIE架构、筹划集团拆分提高透明度等）。美团在治理制度上的“迟优化”，既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也为内部管理埋下隐患。

合规与风险管理方面，美团过往两年也暴露出教训。2021年，美团因实施“二选一”独家协议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反垄断名义罚款34.42亿元，并被责令全面整改。

此后，美团持续处于监管高压之下，尤其共享单车并购等事项也被调查。更重要的是，反垄断处罚决定中特别提及平台须规范骑手权益保障，这实际上是将解决骑手社保等问题提升到了合规层面的要求。

然而如前文所述，美团在整改期内对骑手社保问题进展缓慢，一直拖延到2025年才宣布推进。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团是否存在治理层面对社会责任重视不够、内部决策偏重短期利益的现象？

如果管理层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审慎合规文化，ESG中的治理短板将持续存在，进而对企业长期稳健发展造成风险。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2021年下调美团信用评级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美团在员工福利方面存在短板，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面临持续的监管压力，这已对美团的经营构成了显著的、与ESG相关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团在数据安全、商业道德等治理相关领域近年来也有一些举措。例如公司声称已将ESG风险纳入日常风控流程，对关键议题如信息安全设立专项培训和管理。自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其关注重点，美团声称已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模式和针对第三方合作的安全审核机制。这些努力表明美团意识到治理的重要性。

但从效果看，其治理改进远未达到公众预期和国际标准。就连公司自己评估ESG重要性的矩阵中都“压根没考虑管治议题”——这无疑反映出企业文化对G维度重视不足。正如一些财经评论所指出的：过于侧重宣传环境（E）和社會（S）方面的成绩，而相对忽略治理（G）维度的建设，是部分国内企业在ESG实践中的常见现象，美团或许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标国际优秀治理实践，差距更加明显。全球ESG领先企业往往在董事会治理、商业道德上树立高标准。例如，微软公司以其高度独立的董事会并将ESG因素纳入高管考核而闻名，其严格的商业伦理规范在业界赢得了广泛信任；联合利华的管理层则多年来坚持将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入公司战略核心，即便面对短期业绩压力，也未轻易动摇对长期ESG目标的承诺。

可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赢得投资者和公众信赖的前提。美团要补上治理这一课，需在提升董事会治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与合规、加强ESG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全面发力。唯有如此，其ESG表现才能真正趋于均衡，公众对其负面观感才有可能随之改观。